“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作用值得仔细思考。”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刚刚结束在深圳的调研股票配资网站大全，深圳的两种国资创投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关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一直是黄益平秉持的工作方法。国资创投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地方招商引资如何更好推进？如何有效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如何迎接和拥抱AI时代？针对一系列当下的热点经济话题，黄益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国资在投资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黄益平：这个趋势确实需要关注。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作用，却是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比如支持创新活动，在前端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国家资本的作用很重要，能够承担民营资本难以承担的角色；在应用的企业创新领域，国有资本介入就需要特别小心，关键是要顺应市场机制、克服市场失灵。
是由政府来选项目，还是由国有机构遵循市场化的方式做投资？从投资方式看，国有资本投资和政府主导投资是两回事。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应该相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最近去深圳的深创投调研，他们按照市场原则已经做了几十年，效果挺不错，有效地支持了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创投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从一开始，政府就不干预人员、项目，而且投资决策与决策者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些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新加坡的淡马锡，也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几年前我还调研过深圳政府搞的天使母基金，效果也不错。政府出资，自己不直接投，而是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天使基金到深圳来做投资。母基金给天使基金提供一部分资金，投资完全由基金决定，母基金参与共担风险，却不收取回报。这个做法有很多好处，一是通过提供一部分资金，吸引优秀的天使基金来深圳做投资；二是充分发挥优秀基金的人才与机制作用，服务本地经济；三是通过壮大天使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到深圳来创新创业。这样的投资方式顺应市场机制，同时也为市场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或激励，克服部分市场失灵。
所以，关键不在于资本是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投资的方式和机制。
此外，近期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关注。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创新增长是主要依靠国有资本推动的。
其一，民营资本缺乏信心和投资意愿，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其中民营资本能否真正享受到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待遇十分重要。其二，我国经济过去是粗放式的高增长模式，成本优势突出，技术难度相对低一些。投资者喜欢短平快、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但暴利时代结束了，未来投资人需要更加实实在在地支持创新，一方面投资的时候需要有耐心，另一方面得接受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
《中国经济周刊》：一些投资人提到，当下前沿赛道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如AI大模型出现“百模大战”，大量资本分散、重复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但可能对效果无益。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这种现象？
黄益平：投资浪费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任何被追逐的投资机会都比较容易形成泡沫，造成浪费，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本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很多投资人的资金打了水漂。
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在投资过度集中甚至造成泡沫的同时，有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结果，比如创新性的技术。如果有，那么这个过程虽然会有点痛苦，但最终可能是值得的。第二，用于投资的钱是谁的，如果是投资人的，其实也没有问题，最多就是投资失败。但如果资金是国家的，那就需要追问，投资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比如投资成功了，投资人可以获得好的收入；投资失败了，个人也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责任存在不对等，国有资金投资高风险的活动就需要特别谨慎。
毫无疑问，AI是一个富有前途、值得投资的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投法，仍然有许多值得细细琢磨之处。比如现在国内很多机构都在做大语言模型，因而形成了“百模大战”。但客观地说，这些大战主要集中在应用领域，原创性技术不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支持前沿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在应用层面搞重复竞争。
《中国经济周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那么，过去地方的违规政策优惠行为给市场带来了什么问题？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您如何理解前述规定提出的必要性？
黄益平：在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品领域，“招商引资”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政策过去带来很多成绩，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放权一下子就提高了经济效率。过去各级政府特别重视经济增长指标，所以有学者称之为“GDP锦标赛”。放权和激励相结合，推动了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
不过，虽然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有利于效率改进，但它不等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很多决定权仍然在政府手上，只是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这是现在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改革。
这也符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建设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过去，地方一把手化身地方经济的CEO，花了很多精力去招商引资、配置资源、布局产业，但部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已经变成影响效率的因素、导致风险的源头。
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想要有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因为这与中央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开展招商引资，提供各种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免费的土地使用等，但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干扰市场和资源配置。
现在全国有七八十家电动汽车企业。但专业人士认为，将来大概只能剩下三五家。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电动汽车行业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吸引的企业，技术水平并不高，甚至有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想关门，但政府因为担心由此带来的影响，不让企业退出。这些不但降低了行业发展的质量，还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过剩产能的风险。
所以，《决定》也专门提出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是一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改革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在《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您探讨了资本市场需补强的功能。您也在演讲中提到，资本市场从融资市场走向投资市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资本市场的投资服务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黄益平：资本市场发展了30多年，目前确实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边际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标，即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资本投入，其实就是反映金融效率的指标。这个指标在2007年是3.5，现在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金融效率可能下降了一半。这也从一个维度表明，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没有变成中国家庭可以依靠的、稳健的管理财富的有效渠道。我国的老百姓有很多储蓄，所以需要管理财富，但缺少手段和渠道，只能把钱放在银行，过去是买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下行，银行的存款回报也不可观。简单来说，老百姓存了不少钱，但没地方投资。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都来自劳动性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对老龄化时代的经济来说，是巨大挑战。
其实应该考虑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起起伏伏很正常，波动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监管部门因为关注资产价格的起伏与水平，而试图管理资产价格，可能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市场也就很难发展，更不可能有效地服务企业融资与家户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宏观政策应如何调整以更好地刺激消费？
黄益平：过去的宏观政策刺激多数是推动一些项目，有“铁公机”的说法，修了很多铁路、公路、机场，直接支持消费的政策相对较少。
从目前来看，政策已经在调整了，最近政府制定了不少直接、间接支持消费增长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希望很快能够见到效果。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样真正把支持消费的政策落地。近期国家在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新换旧，它是很直接的举措，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老百姓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出发，比如落实数量庞大的城镇农民工社会福利，国企资金划转社保基金缺口、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些都是极大的刺激消费手段。
这个过程取决于问题复杂程度、力度有多大，重要的是尽快见到效果。中国的改革很多是渐进式改革，很多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要逐步去做，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更多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它会给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什么变化？
黄益平：未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也许能让经济增长放缓的进程减慢，甚至可以弥补劳动人口下降的缺口，推动经济稳健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结构大变迁的时代，会有一批人被淘汰，而被淘汰人群的就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最近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早年的人工智能主要是替代简单、重复的劳动，现在却开始替代一些高技能的劳动。无论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被替代掉的劳动力都存在再就业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今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来到北大国发院，她在讨论环节提到，美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小镇蓝领青年的问题。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获得了非常多的好处，产业升级了，收入提高了，经济发展了，但有一批人被抛下了，这批人就以小镇蓝领青年为代表。他们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失去了再就业的能力。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也反映了美国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而且矛盾非常突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但这也给我们带来启示：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后会不断冲击劳动力市场，我们要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如果有一批人被人工智能淘汰，若这些人很难再就业，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保障。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要站到人工智能创新的前沿，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数据、算力、芯片等领域人才，这能让替代过程留有余地。
将来，学生掌握某项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有观点认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可以多办一些中专、专业学校、技校，这样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工人并在专业技能上十分擅长，过去德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看来，这个做法可能不合时宜了。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股票配资网站大全，尤其是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可能比掌握一种专业技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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